今天中国的工艺美术家们正在努力捍卫瓷器的尊严。在湖南醴陵、江西景德镇和福建德化，瓷器大师正在持续推出他们的作品。当然，他们的工作价值主要还是通过艺术品拍卖的二线市场体现的。很多时候，“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是市场估价的一个重要参照。

　　除了云锦、蓝印花布、瓷器，在中国，散发着器物光辉的“好东西”还有很多。品类可以从“工艺美术大师”这一国家级荣誉的沿革可见一斑。1979年由轻工部评选第一届“中国工艺美术家”，到发改委于去年1月主持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审，至今全国共评出了365名“大师”。作为一场拯救运动，“大师”评选从陶瓷、印染这样的大活儿到剪纸、风筝、面人、糖人这样的小活儿，涉及品类繁多的传统工艺。

　　“大师”们代表了当代民艺的最高水准，不过，这一部分高端人才资源已有凋零之象，因为“大师”们的年龄普遍偏大，365位“大师”中已有六分之一先后去世，而在世“大师”多数也进入老年。

　　“云锦是做手艺的，手艺就牵扯到人亡艺绝的问题。我现在就悔恨，年轻时没意识到这样的问题。第一批老师傅教我们时，有十来个师傅，10年一过，一个都不在了。”金文说。他是个学者型的“大师”，不仅掌握了娴熟的织造技艺，还撰写了10万余字的古代纺织科技论文。但在他这一代，云锦的人才储备很难说更好了。在云锦美工这一块，眼下能真正上手把画稿绘得精彩的人，在南京只有五六人，而且他们之间还有高下之分。那些老匠人，由于多年不碰这东西，手也生了，上了年纪的则眼睛也有些模糊了。

　　云锦艺人们知道，云锦的未来在高档时装上。但在国内，高级时装还是一个刚刚有些苗头的产业，中国服装还没有从廉价商品的泥潭中走出来，因而云锦在当前的市场基础可以说是相当单薄。因而技艺的传承首先是一个和市场无关的文化保护任务。
　　寻找商业模式

　　吴元新是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同时，他还受聘出任了苏州大学艺术硕士研究生导师。吴元新现在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每年都要走村串户对蓝印花布纹样搞一次拉网式的回收抢救，他担心，再不收的话，十年八年后，这种东西就没有了。

　　按惯常的思维，一旦有了产业作后盾，民艺的保护就不成问题了。一些民艺产业里确实有这种景象，比如江苏宜兴的紫砂壶。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一批港台商人进入了宜兴投资，紫砂壶备受追捧。在港台商人的刺激下，一批当地人也随之纷纷进入紫砂行业。这一局面持续至今，到目前，丁蜀镇近20万人口中，大约有一半与紫砂行业有关。

　　“过去20多年里，艺术陶瓷和陶瓷工业化大生产一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艺术陶瓷始终是一种特殊的产品，艺术化与工业化的矛盾并不存在。”紫砂壶工艺美术大师李昌鸿说。特别是在近年，由于民间收藏成风，而陶瓷又是一个重要的收藏品种，已经摆上了许多普通家庭的博古架。

　　不过，艺术紫砂与半手工或者工业流水线上的紫砂，它们的二元发展也并非井水不犯河水。受到收藏市场的刺激，那些技艺较高的造假者，纷纷仿制名家制作的紫砂壶，假货甚至销到了海外。尤其让李昌鸿愤慨的是，他的老师顾景舟的作品在宜兴竟然满街都是。

　　假货对产业发展的伤害不仅仅在于其竞争手段的不正当，更在于妨害了艺术与工业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无限制地发展粗劣产品，宜兴紫砂土资源面临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合理的状态应该是，通过品质控制来填补价值缺失，同时也严格限制产量。从上世纪90年代起，李昌鸿就在宜兴经营起鸿成陶艺公司，开始了紫砂壶工业化生产的尝试。如果他以艺术品味为价值追求的家族式经营能够真正取得成功，就不失为一个好模式。

　　瓷器的危机与此类似。2007年，在陶瓷界名气最大的景德镇陶瓷的产量是42亿元，这个数字远小于名气逊于它的福建德化陶瓷，德化陶瓷的同期产量保守估计在50亿元以上。由于地处沿海的地理优势，德化陶瓷一直有大量的出口，这是景德镇赶不上的地方。但产业数字上的优势不足以成为真正的优势，和紫砂壶一样，产业的构成问题是首要的，因为，从江西到福建，优质的瓷土资源已经越来越稀缺。

　　在收藏热的推动下，景德镇和宜兴一样浮躁。今天的景德镇人说，景德镇在日用瓷领域可能不如别的地方，但在艺术瓷领域，却是无与伦比的。与这种情绪相配合，收藏市场上将“工艺美术大师”头衔当做一个主要的价值指标，于是，人人想当“大师”。现在，景德镇里的“大师”已经有些多了。

　　艺术是非功利的，但纯艺术更多地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态度。以器物为载体的工艺美术需要的是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在价值追求与资源条件之间取得新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