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企业要有一种能力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的各种变量”

　　在中国四大丝绸之都之一的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由于纺织企业的不景气，已经有几百家纺织企业停产，这些企业约占整个中小企业数量的三分之一。

　　新民科技(002127行情,股吧)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钱阿玲：“原材料涨价，美金掉价，根本没有办法做。”

　　在中国五大鞋业制造基地之一的福建晋江，记者见到了诚安鞋业的董事长许振坤，他从事制鞋行业已经25年了，在过去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连续损失的四位重要客户。

　　记者：“那么在你的印象中，你觉得最艰难的、最难支撑的是哪一年？”

　　许振坤：“那我回忆起来，最困难的就是在眼前，就是08年的开始。”

　　在“中国皮都”之称的温州水头镇记者了解到，不少水头镇的制革企业，这两年都放弃了自己的老本行，远走他乡，这家关门的企业老板就去了山西。

　　记者：“老板去哪里了？”

　　工厂值班人员：“老板现在在山西煤矿里，没在这里，老板到山西去了，

　　在广东东莞的大岭山镇，这个被称作“中国家具出口第一镇”，这里的大多数家具出口企业都举步维艰。

　　“现在有一句话就是说，做得越多就亏得越多。”

　　马洪涛：“在您掌握的情况当中，像这些企业出现的这种状况，是否是一个普遍的情况？”

　　经济学家樊纲：“尽管我们出口增长率比去年是下降了，去年是33%，我们4月份下降到了22%，5月份又涨上去了，又上升到28%，那么至少说明什么情况呢？一部分企业还在成长，一部分企业面临一些困境。”

　　马洪涛：“哪一部分企业容易出现这样的困境？”

　　樊纲：“当然是那些过去过渡依赖低成本，过渡依赖低汇率，过渡依赖低劳动工资的这样的企业，它没有自己的技术，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市场的渠道，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汇率升值办法还是小步升值，逐步升值还是尽可能地给更多的企业一些缓冲的余地的这样一种办法，那么如果连这样一个办法都经受不住，连这样一个缓步升值的办法，这样一个过程都感觉到一个大的冲击的话，说明这样的企业本身就在边缘上；第二个问题就关于原材料价格涨价，可不光是我们涨价，全世界都在涨价，我们说句实在话，还因为政府的一些干预和控制，我们的能源价格、电力价格上涨的还慢一点了。”

　　马洪涛：“我们在国际上竞争对手的原材料价格可能涨的？”

　　樊纲：“涨的比你还多呢，从这个道理来讲，你的竞争力没有发生变化。”

　　马洪涛：“除了原材料之外，你比如说劳动成本，像环境成本，也就是说我们曾经提出中国成本的概念，这个成本的增长是不是比国际上其他地方的怎样速度要更快一些？”

　　樊纲：“环境成本，这是我们过去有些地方没有付的成本，可能我们的劳动力上涨程度比我们，比如我们周边国家上涨幅度就高一点，这个确实会影响到竞争力的对比，但是，这个也是我们发展到这个阶段的一种特征，我们恐怕就是要面对，特别是沿海地区，刚才我们看的这些镜头都是沿海地区镜头，特别沿海地区你就要思考了，你就要今后可能面对一个劳动力成本逐步上涨的局面，你怎么应对这种局面的问题。”

　　马洪涛：“那么我们把刚才的因素全都归结起来，在您看来的话，您觉得在未来影响到中国的制造的竞争力的最主要的因素会是什么？”

　　樊纲：“现在全世界油价还在涨，粮价还在涨，各种能源还在涨，应该说我们就是面临这样一种大的趋势，而且是全世界恐怕都在面临的趋势，我想我们的企业就要有一种能力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的各种变量，这也是一种竞争力，也是一种能力，你能不能不断适应新的环境，新的条件，新的各种市场变量。”

　　“对中国来讲现在要做的是如何把制造业留在中国”

     人民币升值、贷款利率上调、出口退税率下调、劳动力成本提高、原材料涨价，这五大因素，可以说，就像五条拦路虎，横在了中国制造业面前，其实，这样的困境，很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转型中都曾经遇到过，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他们究竟是如何面对制造业转型的？

　　20世纪60年代，先是日本制造靠物美价廉畅销全球，十年后，香港制造、台湾制造崛起，进入90年代，是印尼制造和泰国制造，随后世界进入到了中国制造的时代，然而今天再看，当初这些称霸世界的出口大王们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结果，日本制造中崛起的几大知名品牌公司带领日本渡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他们在高新尖技术方面的成就帮助日本始终保持经济大国的地位；而中国香港地区，失去制造业优势之后，靠便利的关税和政府的优质服务成功转型为一个全球最佳的金融、贸易、旅游和航运城市；中国台湾地区，以及印尼和泰国，在失去全球市场之后，他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经济社会危机，始终没能走上良性发展的快车道。

　　马洪涛：“我们刚才看到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他们在通过制造业崛起之后，都发生了各种各样不同走向，所以现在就有很多人在判断说，根据这样一种发展的过程，那么中国制造目前出现的困境，其实是有一定的历史的必然性，现在我们希望来请问一下樊纲教授，那么在您看来的话，中国的情况和我们刚才看到的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印尼、泰国之间有多大的一个可比性？”

　　樊纲：“日本不是发展中国家，日本是在上个世纪初是发展中国家，它到了六七十年代，它是战后国的崛起，它没有一般性的问题，那么跟我们相对应的例子是韩国和台湾，它们应该说基本还是走完了工业化进程，它们的特点，经济体比较小，劳动力的人数比较少，所以他们二十几年的高增长，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进程。

　　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情况不太一样，就是它们走了一半，就遇到了经济危机，宏观经济不稳定，然后就停顿了，过程就放缓了，所以我们真正要避免的，真正要防的是什么，就是走到一半工业化，刚完成一半，制造业就停止发展了，这是我们真正要防的事情，我们现在宏观经济情况比较好，但是如何继续发展，如何继续发展制造业，来创造更多的就业，使得我们现在仍然在农业当中的35%的劳动力的一大部分能够继续转移出来，在今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时间里面，继续转移出来，完成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这儿再说一遍，工业化进程不是产值的问题，不是GDP的问题，不是那里面的比重，什么二产、三产占多大比重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是就业的问题，这是我们现在，今后几十年仍然面临的重要任务。因此，如果中国的制造业现在不能继续发展，我们就可能完不成这个工业的进程，为我们今后13亿，14亿人口大国，要完成这个进程面临的困难，一定比任何国家都要大。”

　　马洪涛：“那么这样一种产业转移，会不会不由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由可能从中国的沿海地区转到其他的新兴市场去？”

　　樊纲：“我们刚才看的问题基本都是沿海地区的问题，内陆地区劳动力成本还不够吧？内陆地区土地成本还不算太高吧？内陆地区的问题就是，第一是交通成本可能稍微高一点，第二，内陆地区可能体制条件差一点，它还不说基础设施，基础设施跟运输成本等等相关的，可能是体制条件差一点，它的政府的提供的公共服务，它的做进口贸易的这些政策和这些机制所运行的这种费用，可能商务成本可能高一点，政府成本可能高一点等等，就使得这些企业，这些企业我想它们一定也会想，是转移到内陆地区去，还是转移到越南去，越南还有语言不通的问题，还有人地生疏的问题，还有对当地的政府规则，一些政策不了解的情况，它一定会考虑过，所以对中国来讲，最好的办法，最理想的一种出路，就是不要它转移到外国去，转移到我们中国的内陆地区去，继续在中国创造就业，继续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马洪涛：“但是经济运行有它自身的规律，按照目前的情况，您觉得它更有可能向外转移，还是向中国的内地转移？”

　　樊纲：“这个取决于我们是不是给它创造了条件，所以我说我们现在不能光坐在这儿谈出现了这些困难，我们要想我们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继续发展中国制造业，制造业，中国能够发展制造业，本身就是我们改革开放，我们努力奋斗的结果，印度现在比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低一半，它为什么现在没发展出制造业来，没创造出大面积的制造业，我们说它努力不够的问题。

　　要想中国制造业继续发展，今后再在中国再做20年，30年，留在中国做，为中国创造就业，完成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仍然需要各方面努力。能不能我们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再做一次努力，再改革我们的体制，再改善我们的基础设施，同时改善我们内陆地区的发展制造业的各种条件，包括来料加工，包括出口，这种制度的条件，政策的条件，为我们的这些地区承接沿海地区制造业的转移创造条件，真正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了，到了像韩国和台湾当时那种情况了，说句实在话，我们的企业再到非洲去，再到哪去，我说问题不大，那是企业发展问题了，但是毕竟我们自己的就业基本解决的话，我们的工业化进程基本解决的话，我们的贫富差距就不会再继续扩大了，这些东西都连着的，贫富差距问题跟制造业发展，跟就业的充分的程度，这些都是套在一起的，我们今后的社会问题就不会那么大，我们整个长期的发展就更有保障，所以我觉得我们讨论制造业面对的困境，应该真正地，积极的结论是，我们怎么再进一步努力去发展制造业，把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内陆地区承接制造业，而不是去批判制造业，而不是把这些制造业向外躯干，我说这是我们现在中国要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