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制鞋工人下班后走回宿舍。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当地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生存危机。
倪云是有着“中国电器之都”美誉的乐清市柳市镇的一位小企业主。和他众多的亲族一样,他都有着不大不小的一家厂子,为他的同乡“标杆”企业正泰、德力西、天正等做着各类配套产品。厂子不大,只有十几个工人,但却凝聚着已近知天命之年的倪云十几年来的心血。
然而今年以来,他却有了要不要关停这家厂的想法。
以前,他生产“磁光片”的原料是6000元/吨,生产出的成品可以卖6500元/吨。但现在,原料涨到了8000元/吨,他却只能卖到8300元/吨,毛利整整减少了200元。不仅如此,为了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他还从信用社贷了20多万元,千分之八的月息算下来,自己已几无利润空间。
“不用想提价,不然你根本卖不出去。”倪云叹息着说,“原料涨价了,大家都共同分担一点,不能指望下游企业就能承担一切。”压力之下,他的一些亲戚已经主动关掉了厂子,但他依然在坚持,“不做这个,我还能做什么?只要不亏本就行。”
浙江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企业成本增加12%
在温州乃至浙江,这样的故事正在四处上演。
除了原料上涨、出口受阻等市场因素外,银根紧缩、节能减排、新劳动合同法出台等宏观政策,正在进一步把长期处于“粗放式生产”的民企发展模式推向危险的边缘。按照温州民营企业促进会秘书长蒋洁的估算,今年以来各项不利因素的累积,企业的总成本将增加8%~12%左右。
“不但原料涨了,现在供应商还要求先付款再拿货,代理商又必须赊货给他们,而在以前供应商也是可以赊欠的。”温州富康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光荣觉得自己还算幸运,“至少我们还没有停产”。
富康鞋业去年的产值已超过1亿元,尽管由于产品全部内销,没有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但原材料的上涨、工人工资的逐年上升也已让王光荣不堪重负,“我现在最希望就是能拿到银行贷款。”在王光荣身边,已有不少同行出于同样的原因倒下。
更可怕的是,这种“倒下”之势已露出蔓延苗头。
“温州20%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一再强调,“但不是倒闭!一般来说,企业只有走投无路才会倒闭,一些选择停工或半停工的企业正处于煎熬状态。”
支撑周德文判断的,是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一份调研报告——《关于温州中小企业目前存在的状况的初步报告》。这份报告的结论是,目前温州30多万家中小企业中有20%左右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的状况,这意味着有6万来家企业正面临生存危机。
“这种情况还可能加剧。”周德文忧心忡忡。
坚守中等待转机
尽管上述数据并不为当地政府所认同,但形势严峻已是不争的事实。
早报记者得到的温州市经贸委随后进行的“2008年一季度行业发展情况调研”结果显示,在温州全市26个重点工业强镇的23470家企业中,有1486家处于停工或半停工,停工半停工比例达到了6.3%,其中乐清和平阳的部分工业强镇这一比例在10%左右。
“但你要看到,这还是强镇,如果不是强镇呢?”对于两份报告的数据出入,周德文反问。
温州服装商会、鞋革行业协会都确认参与了温州市经贸委的此次调研,但对具体破产数据和调查方式,各方均三缄其口。
但对主要由各乡镇、行业协会、企业协会自行上报的数据,疑问从未间断。
为了更进一步摸底企业状况,温州市总商会目前专门组织了4个工作组下到各乡镇、各企业进行调研,具体数据将撰写成报告提交。
“从目前来看,真正宣布破产倒闭的并不多,大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
”一位参与调研的人士透露,“大家都还在等,有转机或许就会马上开工,从温州人的性格来说,也并不会轻易选择破产这条路。”
等待的结果无从得知,但民营企业进入“困难时期”则已成共识。不仅是温州,台州飞跃、杭州南望集团、嘉兴旭莱,一个个地方龙头企业均相继传出资金断链的消息。
温州模式何去何从
事实上,温州中小企业生存危机的征兆,或多或少早已显现。
来自有关方面的数据显示,2007年温州有超过20%的打火机企业没有销售记录。
温州市烟具协会会长周大虎对此忧心忡忡:“温州的打火机企业在一年的时间里倒闭了八九成,年初以来,还在生产的大概有三五十家,还有三五十家在硬撑着。”
上述一幕,在五金、服装、制鞋等行业也同样在上演。
温州市工商部门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仅2007年,温州市注销的企业就有3579户,其中,除了服装、鞋、电器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关停以外,温州的一些特色轻工产业也开始出现危机。温州市工商部门为此特地发布了第一份中小企业“生命周期”的报告,报告显示,近半数当地的中小企业“存活”时间不到4年。
周德文撰写的一份关于中小企业的分析报告也指出,中小企业目前普遍出现经营上的困难:开工不足、产品滞销积压、三角债盛行、资金周转困难,甚至出现不少中小企业倒闭、企业家外逃的严重局面。分析表明,温州七成左右的中小企业成长潜能非常之弱。
这也被外界视作“温州模式”自身的发展瓶颈。
众所周知,温州经济是典型的区域性“块状经济”,在一定区域内,相对集中生产同类产品或系列产品,但由于行业自律的薄弱,市场竞争手段偏重于价格竞争;不少中小企业靠模仿别人的产品来竞争;大量中小企业大都从家族作坊发展起来的,实行的是家族式管理,企业的主要职务由家庭成员担任,经营决策权集中于企业主,由于历史的原因,温州的中小企业主大都文化程度较低,更没有经过系统的现代管理知识培训,由于家族企业的“排异”性,使得中小企业对外来人才“天生”产生排斥,而这样一来,现代企业最强调的“创新”已然很难实现。
最重要的则是资金短缺。由于大量中小企业的天然缺陷,相对不规范,造成了他们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长期通过民间资金来进行运转,一旦碰到外部环境变化,生存危机旋即“光顾”。
严峻!温州市经贸委在最新一期工业经济运行状况分析中也用上述字眼,形容当下企业面临的景况:1-4月,该市累计完成工业产值1001.47亿元,同比增长14.3%,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 7.2个百分点;企业效益方面,1-3月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27.69亿元,同比增长8.6%,但增幅同比回落20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额3.14亿元,同比增长28.9%,增幅同比提高22.1个百分点;亏损面达10.5%,同比提高2个百分点。
何去何从?
观察
为何今年日子最难过?
早报特派记者 黄武锋 发自温州
“我们开厂10余年从来没有用过银行的贷款,但现在想用了却发现用不了。”苍南县金乡镇一印务公司老板吕大为的话语中透着一丝无奈。银行方面,正是因为其没有贷款信用记录,在信贷紧缩的今天,根本就很难贷款给他,除非吕大为选择全额抵押贷款。
“一个年产值已经达到3000万元,40%货物出口的企业,却没有用过一分银行贷款。”这就是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的真实写照。
“最低的时候我们民间借贷月利率只有5厘(0.5%),比银行贷款还便宜。”吕大为需要用钱时,一般都很“急”,但银行光审核流程可能就要半个月,根本等不了。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民营企业传统上会通过亲朋好友拆借或者利用民间资金。
通过自有资金流动,供应商一般允许赊欠、接到订单后生产、发货后大概一两个月收回货款,长期以来大量民营中小企业就是通过这种模式,过着自己“滋润”的日子。但信贷紧缩风暴骤然刮起,他们猛然发现,这招不“灵”了。
不灵的原因很多。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将其归结为五大因素:宏观调控、银根收紧、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
原材料涨价
首先在原材料上,以打火机行业为例,其原材料镱、白金、钢等价格大涨,铜从两万元/吨涨到7万多元,锌也从原来的8000多元涨到了近4万元/吨。这样一来,要维持同样的生产规模,所需要的流动资金就遽然加大;而人民币升值和次贷危机更让企业资金链雪上加霜,“早就签好的订单,做肯定亏,不做就丢掉客户”,艰难的抉择下,部分企业选择了继续出口,利润空间继续被压薄。
海外“老赖”日益增多,也让出口导向型企业居多的温州民企颇感头疼。商务部研究院根据实际调研、上市公司公告及海关等相关数据,综合得出一个估算值:中国企业被拖欠的海外欠款大概有1000亿美元,并且每年以150亿美元左右的速度增加。
新劳动法之痛
不利因素远远不止这些。在新劳动合同法和节能减排等各项政策的要求下,企业的利润空间也在一步步缩小。
“我们服装行业原来的净利大概在5%左右,现在可能只有3%。”温州服装商会秘书长张琼瑶告诉早报记者,新劳动合同法把部分不合规企业原来通过挤占“员工”贡献的利润吐了出来。
“我们现在每年都必须涨工资100-200元,不然员工就会跳槽。”温州富康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光荣对这点有深切体会。
瑞安市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黄德奇提供的一份数据则更能说明问题。
调研结果显示,年平均劳资成本每位职工同比增加支出在4000元至7000元之间,最高的一家成长型企业达9642元。“也就是说,企业每年要多付4000-7000元左右给员工,如该企业员工为1000人,每年用工成本就需要多支出400万元。”黄德奇说。